古代“公务员”如何涨工资

　　公务员该不该加薪，近来备受争议。在古代，同样有是否给“公务员”涨工资“增俸”或是降工资“减秩”的问题。总的来说，各个朝代的做法并不一样，但“增俸”基本上都是向基层、普通“公务员”倾斜。
　　
　　“增俸”如何向“小吏”倾斜？
　　
　　汉宣帝刘询提出“吏不廉平则治道衰”
　　
　　工资，在古代叫俸禄。由于古代“公务员”的俸禄大多偏低，故称之为“薄俸”。因为俸禄太薄而辞职的，在古代并不鲜见。
　　
　　显然，“薄俸”对加强“公务员”队伍建设是颇为不利的。为此，古代朝廷往往通过“涨工资”、“增福利”的手段，稳定“公务员”的情绪，让他们安心本职，不至于因工资少而搞贪腐。
　　
　　古代涨工资叫“增俸”，降工资称为“减秩”。相对来说，“增俸”的机会大大多于“减秩”。西汉后期、东汉初年，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用于给“公务员”发工资。桓谭《新论》记载：“汉宣（定）以来，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，吏俸用其半，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，为禁钱。”
　　
　　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上》记载，西汉“吏员自佐史至丞相，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”，也就是说，全国拿财政工资的“公务员”共120285人。平均算下来，每人月工资在1380钱左右，并不高。但在实际分配时，20亿财政经费中的大多数，都让高官拿走了，低级官员和底层“公务员”待遇很低。
　　
　　为此，西汉至少两次给普通和基层“公务员”“增俸”。其中最有名的一次，出现在刘询（宣帝）当皇帝的神爵三年（公元前59年），当年八月刘询下诏，决定给全国的小吏“增俸”15%。
　　
　　刘询给普通“公务员”涨工资一事，记载于《汉书·宣帝纪》。刘询认为，“吏不廉平则治道衰。今小吏皆勤事，而俸禄薄，欲其毋侵渔百姓，难矣。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。”
　　
　　“增俸”15%，这个工资涨幅还是很大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刘询给“公务员”“增俸”的动机，除了考虑他们工资确实太低外，还有防范公职人员贪腐的意思，刘询因此被认为是古代 “高薪养廉”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实践者。
　　
　　从史料来看，古代“公务员”涨工资的基本趋势，是向普通“公务员”倾斜，享受对象通常以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基层公职人员为主，缩小高级“公务员”与普通“公务员”之间收入差距，使薪资分配趋向合理、公平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（光武帝）也曾主张给中低级别官员加薪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下》记载，刘秀在建武二十六年（公元50年）正月“诏增百官俸”，特别指示：“千石以上，减于西京下制；六百石以下，增于旧秩。”
　　
　　古代工资涨幅如何跟着物价走？
　　
　　宋徽宗赵佶“视元丰制禄复倍增矣”
　　
　　古代给“公务员”涨工资比较频繁的是宋朝。有人认为，宋朝是古代“公务员”福利最高的时期，其实不然，至少在宋初，“公务员”的工资仍比较低，远少于唐朝。《宋史·职官十一》记载，北宋前期的“公务员”工资基本沿用五代时期的俸禄制度，“所支半俸，复从虚折”，俸禄只有唐代的一半。
　　
　　由于所支半俸中，大多数为实物工资，变卖成现金，又要损失一些，宋初“公务员”的实际工资只有唐朝的四分之一。好在宋初的物价不高，东西便宜，尚有粗茶淡饭，不至于挨饿受冻。宋人王在《燕翼诒谋录》中是这样说的，“物价甚廉，粗给妻孥，未至冻馁，然艰窘甚矣。”
　　
　　在财政好 转后，朝廷开始筹备给“公务员”涨工资。赵恒（真宗）当皇帝的大中祥符五年（公元1012年），“始议增给”。《宋大诏令集·定百官俸诏》记载，在这年的十一月，“定加文武职官月俸”。这是北宋第一次大范围给“公务员”加薪，从最高的三师三公，到最低的奉官、殿直，均涨工资，幅度从“增二贯”到“百二十贯”不等。
　　
　　古代给“公务员”涨工资，涨幅基本上跟着物价走。北宋中期，物价不断上涨，“公务员”的工资根本不够开支，朝廷只好不时增俸。在赵顼（神宗）当皇帝（公元1068年至1085年）后，北宋又作出了一次较大的工资制度改革，在时同平章事（位同宰相）王安石的推动下，以阶易官，定为二十四阶，此即《寄禄新格》，史称“元丰新制”， “公务员”的工资大幅增加。
　　
　　由于物价持续上涨，在北宋后期赵佶（徽宗）当皇帝的崇宁年间，权相蔡京也主导了一次给官员加薪，“公务员”的工资水平普遍翻了一番，此即《宋史·职官十一》中所谓 “视元丰制禄复倍增矣”。
　　
　　到南宋时，由于财政困难，加上宋金征战不断，“公务员”的加薪机会基本上没有了，“减俸”反成了常事。
　　
　　“高薪养廉”制度为何难以“勉为廉吏”？
　　
　　宋代“重禄”实施后仍然“良吏实寡赇取如故”
　　
　　给“公务员”涨工资，目的是稳定队伍，以增加“公务员”的工作热情，并通过提高待遇，消除官场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。但在事实上，“增俸”不仅未能解决和根治古代官场腐败，反而陷入了涨工资误区。古代“公务员”薪酬制度中的最大误区是“高薪养廉”。这项政策最早出自汉宣帝刘询，此后不少朝代都或长或短实行过，如宋代便实行过“高薪养廉”，当时叫“重禄”。
　　
　　王安石是“重禄”的积极主张者，他于熙宁年间推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中，即有“重禄法”，首先在高级“公务员”三司中间试行，不久王安石针对低层“公务员”（吏人）“素无常禄”现象，建议“吏人普遍给俸”，仅京师便增吏禄四十一万余缗，财政压力大增。
　　
　　“重禄”的初衷是想解决低层“公务员”因低薪无薪引发的贪贿问题，在实施之初也确实取得了“养廉”的效果，苏辙即称“贿赂比旧为少”。但是许多拿了“重禄”的官员，仍贪污受贿，《宋史·食货志下一》称：“良吏实寡，赇取如故。”
　　
　　明朝一度在镇守一类军官中推出“养廉地”制度，即划给一定数量的土地，以遏制官员任意侵占田地的行为，实现“养廉”。事实也很让朝廷失望，《明神宗实录》中记载，当时“将官假养廉而侵夺其膏腴之地”。
　　
　　鉴于明朝“公务员”工资过低引发贪腐的教训，清朝“公务员”的工资水平有所上升。在固定工资即“正俸”之外，还有“养廉”、“恩俸”、“双俸”等多项福利性工资，这其实是变向给“公务员”涨工资。
　　
　　“养廉银”制度是清朝独创，实行于雍正元年（公元1723年），首先在地方官员中推出。其资金主要来自地方“火耗”或税赋，以此补贴“公务员”正式工资的不足。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怪现象，“养廉银”大大高于本俸，且多在本俸的10倍以上，甚至100倍。由于京官没有这一丰厚的“外快”，怨言四起，为增加京官的收入，朝廷又推出“恩俸”、“双俸”制度。
　　
　　“养廉银”的措施本是“因官吏贪赃，时有所闻，特设此名，欲其顾名思义，勉为廉吏也”。但事与愿违，“养廉银”并未完全解决廉洁守纪“公务员”的生活问题，反而让官场腐败丛生。有的官员为了拿到足够的“养廉银”，经常乱摊派，晚清人钟琦在《皇朝琐屑录》中称：“借口于养廉不足，肆行侵渔。”